随着国家形势的进步和转变，新农村建设近年“蹿升”到全国重大战略中非常靠前的位置。从其重要性和紧迫性看，这一战略必将坚持到基本达到目标。虽然目前我们正在聚集这种能力，但是由于我们的农村问题相当复杂和严重，情况不摸准，必将影响道路和对策的选择。因此，全面、深入、精准了解农村现状、预期和定位，特别是提炼出复杂现象中良好促进关系、和谐关系，将始终是新农村建设和各级决策中最重要和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一、 农村中长期状况和预期计量分析
首先作几点必要说明，由于农村工作走上健康发展之路大约是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之后的约10年，应属起步摸索或“爆发”阶段，受思想和条件等限制，也应属于不是很合理、和谐的阶段。一项事业初期阶段的想法和做法与较成熟阶段差别大，成熟阶段更健康，同时其数据完整性、准确性、代表性也更强，参照性才准。故本文对初期数据和状态不纳入分析中，数据选择为从1990年到2005年，文中统一称为“观察年”且均转换成从1起的自然序数。本文计量分析的工具软件是，单因素分析用Excel，双因素分析用EViews，多因素分析用spss ，限于篇幅，分析所用原始数据和过程均省略，只取结果。文中各模型因变量均用Y代替，自变量均用X代替。
(一)单因素现象计量分析
1、农民人均纯收入长期趋势、模型状况及预测计量分析
农民人均纯收入指标可以说是反映农村问题的首选指标之一、判断发展快慢的代名词。如果该指标达不到预期的目标，新农村建设就难说有大成效。了解其收入状况，从长期态势及对比态势才能更准理解其可观面和存在的问题。
对湖北和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观察年数据作判断和检验，回归分析判断数据的各重要质量指标表明拟合结果很好，判定系数很理想，均接近1，表示倾斜度的P值非常小，均接近零。说明该类型数据线形上升趋势有显著意义，符合趋势线条件和建立线形模型具有说服力。对湖北观察年数据作时间序列、趋势线、模型及预测分析，结果是：数据的时间序列和趋势线为典型线形较陡直上升趋势线，数据形成的线性方程为（X为年序）Y=404+169X，模型关键质量指标R2=0.95较好。而对湖北城市同期人均收入作的一次方程是Y=758+471X ，R2=0.98。根据以上模型方程预测，到“十一五”期末的2010年，湖北农民人均纯收入将为3948元，湖北城市人均收入将为10644元，农民占城市人均收入的比为37.1%，而2005年的比值是35.3%（3104/8786）。可见湖北未来城乡差距是缩小的。
而将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观察年的趋势图、模型及预测集中处理，结果显示，数据特征与湖北相同，数据模型为Y=462+168X ，R2=0.96。按全国模型预测，到2010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将为3983元。同样方法制作的全国城市人均收入的同时段的序时模型为Y＝519+572X，预测的城市人均收入在2010年为12532元。按预测，2010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将为城市人均收入的31.78%，而2005年的比值为31.02%（3255/10493）。可见全国城乡差距预测值缩小趋势比湖北慢。
湖北农民收入水平观察年数据和未来值均低于全国水平，提高收入的压力更大。但城乡差距上，历史数据和未来值都比全国小，湖北调整压力小。优劣互现。
湖北和全国农民收入中长期走势保持持久快速直线上升态势现象，一般只在少数稳定、持久、快速发展的国家和地区才会出现，表明我们的农民经历着前所未有、世界少见的长期稳定上升的收入保障和预期，这是很理想的一面，但在横向湖北城乡与全国城乡作对比以及对预期值分析又见到很大问题。而且还透露出湖北和全国农民收入增长衰竭、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猛烈的很不协调现象，因为上面表示趋势线斜率的数据分别为168和169，表明中长期走势完全同步，且抽查部分省的数据作检验，也有类似趋同性。常常是在动力极其有限、在衰竭下运行才有如此长时间和大规模完全一致。而表示收入趋势线斜率的值，湖北城市是农村的2.8倍（471/169），全国城市是农村的3.4倍（572/168）。
总的来说，湖北形势更艰巨，而且要较大幅度地扭转经过长期努力而形成的趋势模型方程的走势，要么要较长时间修正，要么要使用相当大的调控措施。
2、第一产业从业人员长期趋势、模型状况及预测计量分析
新农村建设需要重点调整的指标是将县域从事农业的人员比例调整到合理程度。从农人员过多且必须大幅转移是农村最大的难点之一。我们的一产业就业人员是逐步减少的，符合优化要求，但一产业就业人员又不是无限减少，它的变化趋势长期看不是一次直线趋势，要注意和利用其变化特性。
对湖北省乡村一产业从业人员数据进行分析，趋势线表明湖北数据不是一次曲线而最贴近二次线，数据处理表明二次线时各主要质量指标最好，数据形成的模型是Y＝0.74X2-41.15X+1548，R2＝0.98。据此预测，2010年的湖北乡村一产从业人员数为1021万人，比2005年的1101万减少80万，将比全国缓慢得多。
而对湖北省全社会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据分析结果也是最符合二次曲线，为Y=2.75X2-62.47X+1987， R2=0.92。值得一提的是，湖北全社会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下降趋势，自上世纪末触底以后，就一直呈上升态势，是不随全国主潮流的，按模型预测，到2010年，将从2005年的1691万增加到1886万，增加195万。这种可能性有吗？按模型趋势会有，按潮流一般不会出现。可见此指标具备较强易变性和可控性，就是说，人员转移的政策性原因相当强。现状对湖北是不利的。如果政策任由人员回流农业，虽然有强化农业的作用，但长远看实际上是某种意义上的倒退，农村二、三产业发展和未来全社会整体调整将受影响。潮流是人员必将流向二、三产业，我们逆向而行，将来问题会很大。
再用全国乡村和全社会一产业从业人员两个指标进行对比分析，时间序列、趋势线、模型及预测检验表明，数据呈下降趋势，按一次曲线回归检验，R2值合理，P值小于任何一个a值，据此判断具有趋势成分，可按趋势线判断，但数据是围绕其有规则有幅度地波动的，表明不宜为一次趋势线而更可能为二、三次趋势线，也说明此曲线深受政策影响，如果政策鼓励农业人员向非农转移，其速度将很快，较易达到目标。对全国数据检验表明，两个指标均在为三次曲线趋势线时最逼真，质量指标最好，全国乡村一产业从业人员曲线方程为Y＝-4.25X3+95.34X2+739.12X+34741，R2达到0.9。按此预测，2010年的全国乡村一产业从业人员人数为21924万人，将比2005年的29976万人减少8052万。而根据全国全社会一产业从业人员曲线方程（略）预测，到2010年全国全社会一产业从业人员将从2005年的33970万减少到26140万，减少7830万。两个指标预测减少数很接近。就业总人数到2010年的预测数为79670万（过程略），相当全国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将从2005年的44.8%降为32.8 %。全国的总趋势比湖北合理。
湖北省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变化趋势与全国总体趋势截然不同，我们的解读是，东部省份二、三产业飞速发展，使农业向正常热情回归，人口转移趋势一直很强；东三省一产业比重小，经常大约只相当中部省份的一半，人口转移的必然性强，城镇化率也走在全国的前列；西部省份由于地域太辽阔、人口太分散，发展需要向城镇靠拢，加之西部省份自然资源丰富，逐步有从农业转向利用资源发展的人流；而中部和有关省份也努力向二、三产业转移 ，但由于国策对其农业的强调和人口特别密集等原因，转移步伐相对较慢，且后来由于国家明确强调中部省份在农业基础地位的龙头作用，并有许多从农优惠，使中部等省份回流到一产业的人流反而出现较长时间的上升。但我们认为这种现象是暂时的。发达国家从农人员可达到只有3%左右的水平，对我们的方向有启示。湖北在为全国粮食供应做贡献而使发展产生一定牺牲的同时，决不能淡化人口转移工作。政策人为阻止的巨大代价我们苦尝过了。
所以，从顺应市场规律的科学发展观看，我们的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要坚持较长时间。从湖北和全国形势看，我们认为湖北的转移速度过慢。根据我们对本类数据分析的特征看，它具有可以快速调整的习性，政策可以加以利用。
3、农村产值比重长期趋势、模型状况及预测计量分析
新农村建设还有一个重大制约因素，如果主要依靠农业，农村与社会平均富裕和发展程度将有很大差距，因为一产业总产值比重较低，从全球化角度看，还有向下的空间，而农村二、三产业受各种制约，发展又相当缓慢。从历史数据看，农村生活和建设的主要依靠还是一产业产值，我们希望从了解其特性找到启示。其实特性就是它的水平和作用已正下降到普遍认识到仅仅靠一产业根本不能实现富裕，也正在刺激对农村二、三产业的重视、支持。启示就是今后要大力强调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逐步接近的思维，这方面调整基本到位，其它的问题就会减轻很多，过去我们严重回避了这一点。2005年全国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已降到44.8%，第一产业产值比重更降到12.6%，而湖北分别为47.7%和16.6%。世界先进水平二者都可以降到5%以下的预期，农民实际大多不了解这些，对方向较盲目，调整的方向让农民多了解，有利于提高新村建设的主动性。
对湖北农业产值观察年数据作处理，时间序列为小波浪下降，趋势线基本是直线下降型，制作的模型为Y＝34-1.18X，R2＝0.87，预测情况是，2006－2015年各年产值比重为14.0%、12.8%、11.7%、10.5%、9.3%、8.1%、6.9%、5.8%、4.6%、3.4%。
全国农业产值观察年时间序列也为小波浪下降，趋势线也是直线下降型，模型为Y＝25-0.86X，R2＝0.93，预测情况是，2006－2015年各年产值比重为10.4%、9.5%、8.7%、7.8%、6.9%、6.1%、5.2%、4.3%、3.5%。
从湖北省的历史情况看，第一产业产值比重一直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许多，但差距有缩小趋势。比如，我们选取的观察年的头年1990年和尾年2005年，湖北一产值比重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4.2%和4.0%，但根据模型趋势，差距将比较快地缩小，按模型预测，2008年、2013年和2015年湖北一产值比重将比全国平均水平的高出数逐步缩小为2.9%、1.42%和1.2%。从全国范围看，产值比重的规律有趋同化趋势。逆这种趋势而行将付出一定代价，被动付出就应得到补偿。湖北的差距，主要是农业定位过重引起。所以，湖北要注意在实现国家定位的基础上，一方面尽量消耗逆趋势而行的代价，另一方面，坚决利用产业比重规律，朝理想状态努力，更不要人为利用价格杠杆调整产值比重。这样看来，湖北虽然总体产值调整压力也不大，但农业定位过重使湖北面临一产值比重要下降和人口要转移双重压力，总压力将比全国平均压力大得多。
按模型趋势，我们的一产业产值比重2008年向韩国水平靠近，2013年接近日本或意大利水平，2015年接近德国或美国水平。可见，产值比重趋势上，我们的总体水平将较快与世界先进水平接近。这说明在总产出价值构成上，全球也有趋同化趋向，即在全部产业链或产品价值组成中，各种成本比重有趋同化趋向。可见，我们的主要问题不是农业产值低了，而在于同质产品中，我们用了(实际是浪费了)世界先进水平多倍的农业劳动力，也就是说，我们的农业产值估价是基本合理的，通过调整农产品价格来调节农民生活水平，不是上策。启示意义在于，新农村建设要在稳固农业的基础上，农村的从业人员和投资应有计划按比例向二、三产业转移。
(二)双因素现象计量分析
推动新农村建设，就是要多通过抓住一些重点着力点和互动力来推动，主要成果的评判，也是要看这些方面是否产生了积极效应。重要的是要用事物是普遍联系的观点，寻找具有互相推动作用的互动力量以及多作用力着力点。在此先作两因素分析，下节作多因素分析。
1、财政投入和一产业产值对农民收入动态的促进效应
提高农民收入是新农村建设的最主要的目标之一。理论上，农民也是一种职业，即使不从事二、三产业，其收入本来也应该根据三次产业全国甚至世界主流水平的比重产生相应效应，或者说，一区域任一主要职业的收入水平要随区域总体发展大体同步增长。二、三产业本来应是各职业共同的收入促进因素，但由于我们社会的二元结构和农村地区二、三产业发展刚起步，农民很少享受其发展成果。具体讲就是，约60%的农村人主要只享受大约10%的一产业产值的利润。所以本文只分析一产业产值和公共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民收入的促进效应。收入多少本来主要与政府直接分配政策和直接的资源占有最密切相关，但我国农村与国家直接分配又几乎没有联系，而实际中主要是间接地与国家对农业的投入以及农产品产量及其收购价格有联系。实际就是一产业产值成为农民收入是否稳定增长的主要动力。我们选择考察农民人均收入（因变量）与财政支农支出（自变量）以及一产产值（另一自变量）的计量关系来了解收入促进效应。由于财政支农支出对提高农民收入促进作用具有滞后效应，我们一般关心5年效应，下面利用数据做二者的5年滞后模型分析。
对湖北省观察年农民人均收入与财政支农支出数据作滞后5期的关系模型检验，滞后模型为Y=828+0.0004X+0.001X(-1)+0.003X(-2)+ 0.003X(-3)-0.009X(-4)+0.006X(-6) ，R2＝0.94，DW=1.45 ，模型重点质量指标较好。从结果看，滞后4期略为负效应，即期和其它各滞后期均为微弱正效应。再用阿尔蒙Almon估计法判断湖北省数据滞后期的较理想长度，检验结果是，滞后6期之前有意义，再之后无意义，得模型方程为Y = 1090 + 0.0007X – 0.0007X(-1) – 0.001X(-2) – 0.0004X(-3) + 0.001X(-4) + 0.004X(-5) + 0.007X(-6)。可见，滞后1、2、3期财政支农支出对提高农民收入影响效应显示不积极，其它各期显示为微弱的积极效应。
对全国财政支农支出对提高农民收入的5年滞后模型处理结果为Y=1367+0.57X+0.33X(-1)+0.05X(-2)-0.07X(-3)-0.19X(-4)-0.05X(-5)，R2=0.94 ，D.W=1.44，数据检验的关键指标较好。可见，滞后前三年财政支农支出对提高农民收入有正效应，其中即期和滞后1期效应系数很明显，后三年财政支农支出对提高农民收入基本无效应。继续用阿尔蒙Almon估计法判断滞后期的较理想长度，数据处理结果是，滞后6期之前有意义，得模型方程为Y = 1445 + 0.53X + 0.24X(-1) + 0.04X(-2) – 0.07X(-3) – 0.10X(-4) – 0.05X(-5) + 0.09X(-6)。可见，滞后3、4、5期财政支农支出对提高农民收入影响显示为轻微无效应，即期和滞后1期效应系数较大，分别为0.53和0.24，滞后2、6期也为正效应。
虽然湖北滞后5期模型各期效应几乎都为正，但效应（即使即期效应）全部很弱，这与全国总体即期和滞后1期效应系数都很明显的情况有很大差别。我们认为原因在于：湖北省农业条件较好，一向是国家的“粮仓”，国家和本省都有不放弃重视农业的意图。但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以追逐世界潮流为主，农业份额降低了，加之农业效益又差，使农业投入一直非常少，而且越搞农业，越没投入来源。所以造成，即使农业条件好的地方，从农虽然总有收入正面效应，但是力度非常微弱。数据检验给予了佐证。
对湖北和全国财政支农支出对提高农民收入效应以及对湖北和全国农民收入与一产产值促进关系进行理想滞后期检验的结果都表明，前6期基本正相关，后6期基本不相关。说明我们长期实施5年计划产生了相应时期的效应，也表明关注5年滞后期效应是普遍合理的。检验也表明短期以内有微弱效果，长期看效果不明显，启示我们对农业进行有长远影响意义的项目和产业投资，才更能产生恒久收入促进效应。
2、收入和农业产值对农民消费促进效应
新农村建设的进步，过程中和结果上都要重点看消费增加的持续性和强度。消费的增加主要与收入水平或产值密切相关。我们选择利用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指标（因变量）与农民人均纯收入（自变量）或农业产值（自变量）的时序数据模型关系进行分析消费促进效应和消费倾向差异等。
对湖北农民人均消费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关系模型处理过程表明，从原始数据看，观察年间湖北农民人均纯收入除1997－2000年4年间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外，其它各年份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消费水平，除1990－1993年4年间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外，其它各年份也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所作的湖北农民收入的消费模型为Y＝248+0.59X。对湖北农民人均消费与农业人口人均第一产业总产值数据进行处理，产值的消费模型为Y＝266+0.67X。 而观察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与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农业产值数据的回归方程处理结果是，收入的消费模型为Y=83.75+0.77X，产值的消费模型为Y=179.85+0.84X。分析可见，湖北农民关于农业产值的消费倾向，从弹性系数上看是0.67，湖北农民关于收入的消费倾向，从弹性系数上看是0.59，均接近0.6。而全国同样的两个弹性系数分别为0.77和0.84，均接近0.8。说明湖北农民消费的计量定位比全国低一到两个档次。再次表明，农业条件好而依重农业的地方都有发展慢的通病。启发我们要注重思考、探索农业条件好但生活水平反而差的原因和出路。
湖北城乡消费差距2005年是3.2倍（8051/2503），但按以上模型预测，当农民收入达到2005年城镇8786元水平时，其消费水平将为5452元，相当城镇的64.1%，明显改善。而2005年全国城乡消费差距3.7倍，按上面模型预测，全国农民人均收入达到2005年城镇的10493元时，其人均消费水平为8164元，相当城镇水平的86.9%，农民的消费倾向将比湖北有明显优势。
比较以上消费模型，表明消费对产值的反应比对收入的反应大，说明决定农民消费的，更多的是依据当年的各种实物所得和农产品的价格高低，这构成消费的主要信心。而对城镇做的同样模型表明，在城市消费对产值的反应比对收入的反应小。我们判断：农民消费更多依据各项实物财产所得，必然存在一定以物换物的落后消费现象，农民为未来着想，有限的现金收入往往储蓄较多，所以没有成为消费的主要信心依据。而当预测农民收入水平达到目前城镇水平时，其消费倾向将接近城镇水平的6－9（64.1%－86.9%）成。启发我们，提高现金收入才是促进农民消费的主要动力。
3、 农民个人投资促进效应
农村的发展后劲在于投资，只有投资，才有长久、稳定、较高的回报。外界投资固然重要，激起个人投资更具力量。观察年农民个人投资促进，主要受两个重要指标的影响，一个是农村非个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应该包括产业和项目投资，实际上主要只是基础设施投资，另一个是财政对农业的支出，此指标较大地影响农民对政府和未来的预期及投资热情。理论上二者应当共同对农民个人投资有较强的交互促进作用。我们利用交互作用模型检验二者的效应。 将湖北数据进行交互作用分析，以农村个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为因变量， 农村非个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用X1表示，财政对农业的支出用X2表示。用软件交互式方法制作的交互模型为Y = -70 + 1.94X1 – 0.10(X1X2(-1)) + 8.87X2(-1)。由于X1X2(-1)交互项的显著性水平达到0.236，远大于0.05，说明X1和X2对Y整体上几乎没有产生交互作用，但两个自变量因素分别有较强的正向效应。而全国的交互模型为Y=2382-0.03X1-0.00004X1X2(-1)+0.38X2(-1)。由于X1X2(-1)项的显著性水平达到0.07，略大于0.05，交互作用在或有或无之间，明显优于湖北。
对以上两组数据分别作检验，湖北的Y与X1相关性很低，只有0.07，达不到模型关系，说明非个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农民个人投资几乎没有效应。而全国的Y与X1存在相关，模型为Y=2021+0.19X1。湖北的Y与X2相关性较高，为0.8，其模型方程为Y = 48.6 + 2.83X2，而全国的Y与X2关系模型为Y=1908+0.74X2。表明湖北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民个人投资刺激效应更大。
现阶段政府财政对农业的投入，相当直接给钱，主要是基本建设投资和种粮补贴性支出，对农民的心理影响较大，所以产生了较强效应，农业大省湖北的效应自然远大于全国；而政府和社会对农村以解决就业和发展先进生产力为目的的非个人投资（相当给项目）非常小，远未达到应有的刺激效应，特别是湖北，几乎没有效应。政府和城市企业对使农民直接就业、转产的企业性质的投资少是没有刺激农村各产业发展起来的重要原因。一些企业在农村区域的投资不仅很少使农民受益，甚至是相反，拿走资源利润，破坏当地环境，利益风险没有同步，受益机制没有属地化，没有产生投资效应。
数据检验映证了：从全国看，由于国家近些年为鼓励农村个人投资，在财政和非个人农村投资方面也出台了很多配套措施，这在不少省份实际引起了很大单项和交互作用。但到具体省份，就可能因财力和政策跟不上，没有完全形成对农村个人投资的单项和交互刺激作用，湖北省就是如此。启发是，虽然新农村建设绝不能等、靠、要，但从调动全体农民的投资积极性看，政府和城市企业在资金和项目上还是要有相当的“给予”，以刺激农村个人投资，还要注重利用交互作用以达到更理想效果。
（三）多因素现象计量分析
1、农业总产值多因素生产函数模型分析
湖北农村生产主要成果——农业总产值中，按农、林、牧、渔四大类，农、牧业比重，1978年约占86%（全国是95%），到 2005年也只降到83%（全国也为83%），其中农业占53%。由于农牧业仍是绝对大头，分析农业总产值生产函数模型就主要预选更贴近农牧业的影响因素：乡村一产从业数(万人，用X1表示) ，农作物面积(千公顷，用X2表示)，化肥使用量(万吨，用X3表示)， 农机总动力(万千瓦，用X4表示)，第一产业投资额或农村水电投资额（用于全国）(万元，用X5表示)，粮食产量(万吨，用X6表示)。
用逐步回归法找出最佳模型,取显著性水平a进=0.05，a出=0.01。对湖北数据处理的最终模型为Y=-2448+5.89X3+7.51X4+0.47X6。X1、X2、X5被剔除模型，而X3、X4、X6入选模型，说明湖北一产业生产阶段较高。农业生产已从传统阶段(即依靠人海、扩大面积和增加传统农肥发展)向现代阶段迈进。农业投资本应成为现代农业生产的主要影响因素，但被剔除模型，又说明了湖北农业生产处在向现代阶段迈进的启蒙期。化肥入选模型说明农业传统施肥法在有科技含量高的现代化肥大量进入后继续起着重要作用。农机总动力入选模型，且模型数据反映为第一影响因素，对湖北是一个较好的讯息，说明农机影响较大，加快发展既将明显促进农业生产，也将大大解放人力等因素。粮食产量入选了模型而影响程度相对较弱，说明在人口没有出现稳中有降的阶段，粮食产量仍将是重要影响因素，影响程度相对较弱，说明随时有可能被剔除模型，要逐步建立重视质量和新品开发的超前意识，以避免被挤出。启发意义在于，使每个朝阳性因素尽量避免被挤出，就会产生合力。
用同样方法所得全国生产函数为 Y=17224+3.33X3+0.36X2-2.22X1。X3、X2、X1入选函数，而X4、X5、X6被剔出方程，说明全国农业生产总体仍然受着传统因素的影响，总体所处阶段仍很传统。
可见，湖北生产函数内容与全国有很大差别，模型内涵反映的实质比全国好得多，说明湖北农业生产状态比全国好。
有必要说明，我们还对湖北数据强行进行了传统生产函数检验，也看到了一些重要变化。传统农业生产函数检验，是建立农业产出(Y)与从业人数(L)、农作物面积(M)、化肥使用量(K)之间的关系函数，也就是Y/M=A［L/M］B［k/M］1-B 。但用现阶段的湖北数据进行这种检验，重要结果指标完全失去意义，说明湖北农业产出与从业数、农作物面积已不是主要关联方，故今后农业产出将受新的因素影响，正确捕捉、利用到这些因素，才会更好地促进生产。
2、农民生活成本多因素函数计量分析
我们用农民中长期生活成本模型，反映生活成本的推动因素、反映生活水平的进化状况，预测未来的变化规律。选择观察年湖北农民人均生活成本的7项内容和总费用建立模型，这7项内容分别是：生活总费用(用Y表示)，食品消费(用X1表示)、衣着消费(用X2表示)、居住消费(用X3表示)、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用X4表示)、医疗保健消费(用X5表示)、交通通讯消费(用X6表示)、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用X7表示)。用逐步回归法找出最佳模型，取显著性水平a进=0.05，a出=0.01。数据处理的最终方程为Y＝-683+1.65X1+4.17X7。表明食品和教育成为农民生活成本主要影响因素。食品和教育的消费主导说明农民生存的主流状态水平是除本能的“吃”之外就是子女教育。低收入和低消费水平下的高教育消费，包含农民重视教育的成分，也包含着农民的无赖和悲切。由于近阶段农民认识到本辈穷是受教育少，尽管收入很低，但在下辈的教育投入上，可谓超越自身能力，不惜一切，甚至承受巨大压力和痛苦。供完一个大学生，往往要一家人几十年的辛勤劳作甚至负债。这样的消费成本主导显然是不理想的。
如果强行将全部7个因素考虑进模型，处理结果为：Y＝113+0.84X1+1.7X2+0.87X3+0.69X4+2.05X5+0.98X6+0.95X7。各因素对总成本的影响都比较积极和接近，衣着消费和医疗保健消费影响效应更大些。衣着消费增长很快是好现象，说明农民现阶段除了吃、住之外，有了讲究“穿”的进步品味；医疗保健消费增长很快，既有进步的因素，也有不进步的因素。进步是说农民开始重视医疗消费，不进步是说，相对农民目前收入水平，医疗消费不应过快。
总的判断是，我省农民收入低，必然造成生活成本主导因素为吃、穿、教育和医疗，属最基本和非享受性的低层次。启发意义在于我省现阶段农民生活成本不是越低越好，在全面提高基础上的有扬有抑，比如注意鼓励享受性消费，能较好促进新农村建设上台阶。
二、相关原则和对策思维
（一）基于全文计量分析的区别对待和学习优先的原则。从以上各种计量分析可见，湖北农村各重要条件和预期与全国有较大区别，所以,湖北新村建设也应视不同计量结果作不同对策，切忌“一刀切”。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要注意看数据是否基本达到目标为重要标准，不能仅仅停留在“新农村建设有了很大进步”之类的空评上。作为一个史无前例的全新运动，为避免少走弯路，一定要诚恳研究、学习世界和国内新农村运动的先进经验，切忌蛮干，把防范错误做法贯彻始终。要组织专家学习研究新村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按政策大系统工程的思维设计出多套方案供选择。纵观各国先进经验，我们认为主要是围绕两方面展开，一是抓农业经营方式改革救农村，这样做有效果，但空间有限，不是主流，比如中国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加拿大的“农村合作伙伴计划”、瑞典“农民合作组织”、印度的“牛奶生产协会”、日本的“一村一品”等等都较成功。我们的农村主要发展模式快30年没变了，要鼓励和推动创新，要拓展新渠道和按产业化、国际化方向做细、做大；二是抓二、三产业救农村，空间无限，是主流。世界主流新村建设并使农村真正起飞的战略还是依靠工业化、产业化、城镇化等等，比如中国成功的华西村；世界第一个搞新村建设的日本，新村建设不久就转向工业化，新村建设的楷模——韩国使农村起飞的核心是农村工业，欧盟的农村政策方向就是推崇德国的“农民变成企业职工”为核心内容。
（二）基于农民收入促进的对策思维。从历史数据本身来看，提高财政支农支出和增加一产业产值是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力量，要一如既往利用并加大其促进力度。但是对策思维主要要转向农民增收的促进，应按实际三次产业产值比重和理想比重各赋予相应要求。对农民收入的提高和促进，既是发展问题，也是分配政策是否走向公平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主要从发展生产找出路，从转移人口找出路。另一方面，分配政策由于历史、发展水平等等原因造成的城乡之间的很不公平，未来再不能长久忽视这个问题，要开始注意调整分配政策和投资方向逐步解决。如果发展生产的方法和一些政策调整方法仍然长期不能解决收入中的严重问题，还可能涉及需要城市向农村直接让利使城乡差距不过格。城市向农村直接让利成为补充出路，必须想到、理解和接受。
（三） 基于农村人员转移的对策思维。实现农村充分就业既是政府首要要务之一，也是人民最大追求之一。目前，农村家庭最大压力和矛盾已变为大量有一定知识的不断增加的新生一代农村人口的就业难问题，特别要警觉的是，新生一代不像他们的前辈甘于在农村从农受苦。如果这一问题不解决，相关问题将非常严重，仅从经济层面看，可能产生连锁负效应，并不排除出现“大危机”的可能。新生一代如果长期“堆积”在农村并且逐渐形成没有专门稳定的队伍热心从农，问题也将堆积，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将倒退，基础地位的农业出了问题，必将波及经济各个层面，增加大危机的可能性。这决不是危言耸听，2007年农产品持续爆涨出现的全国大紧张就是警示。所以对策要体现，转移人口的同时，也要把第一产业作为相应比重的产业，稳住、发展。发达国家农业人口可达不足2%的现象，全国人口转移如火如荼的形势，对农业人口相对较多、城镇化率相对较低的湖北，本身就能“压”出对策思维，就是必须坚决、大力采取转移农业人口的系列方法，以农业产业化，大力发展县域工业和县域服务业，加快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建设为突破口。
（四） 基于农业总产值和农村产值比重方向的对策思维。历史数据表明，第一产业的比重正迅速接近世界主流国家水平，其未来趋势是缓慢下降的，不会有大的起伏，所以不是政策调整的主要方面。但要认识到，湖北要保持一、二、三产的合理比重，既要快速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又必须大力发展第一产业，其发展的空间也是巨大的，特别是林业和牧业的发展空间相当巨大。因为湖北过去几乎是全力围绕农田挖掘和投资，未来发展空间有限，但山地挖掘和投资即林业和牧业挖掘和投资才刚刚起步，还有，如果采取减少耗水产业政策，又将增加林、牧业发展空间。我们建议采取减少耗水产业政策。我们的环境恶劣，其中水资源不足又严重消耗进而影响环境的状况，且传统农业中的耗水品种(比如水稻)，既严重耗水又破坏地表，增加黄沙，对环境影响相当大。为了新农村，为了完成好中央赋予湖北以“两型社会”为中心的改革实验区目标，即使“千湖之省”的农村也有必要对传统水需求过大的产业、产品进行抑制，增加有利环境友好、水需求小且具朝阳性质的产业、产品，同时大力推广用水新战略。
（五） 基于农村消费促进和农民生活成本的对策思维。要以特殊的角度理解现阶段我省农村既要促进消费又要控制生活成本似乎是矛盾的关系。由于我省农村还处于收入、消费和生活成本“三低”阶段，所以对策应是对应的“三促”，同时注意控制其中的浪费和不合理的成本结构。就现状来看，鼓励和帮助农民提高衣着、家庭设备、交通和文化的消费应更重视一些。农村家用设备太简陋，要采取各种措施帮助农民引进和使用现代文明结果；交通消费有待大幅提高，与世隔绝的农耕生活永远促成不了现代农民；文化消费不提高，就易被歪门邪道占领。对以上问题，绝不能认为是农民个人的事，要等市场经济的发展自然推进，对知识和见识有限的农民，政府有责任帮助引导。
（六） 基于新农村建设投资的对策思维。投资对策的核心是合理分配资源和成果。各级政府以增加和鼓励对农村各产业的合理投入特别是资金和项目并重的策略，并以此来激起全省特别是农民投资建设新农村的斗志和信心，且尽力减轻农民投资风险为主要思路。强调城市、工业投资支持农村的合理性、必要性，并推进对相关投资优惠具体化。各方面投向农村的资金，一定要按三次产业的世界主流产值比重合理分配，在宏观规划、实施、监督、投资风险保护各方面要有专门职责部门负责。要加快改变湖北过去投资的产业、人群和地域方向等问题，比如地域上，通过“1+8”战略解决东部武汉独大的问题，下一步要着手解决湖北西部不平衡的问题。投资合理分配，才可以达到布局松紧适当，减少过于集中的成本浪费，达到各取所爱，形成政治、经济、文化和谐共存的境地。
|
